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
诸一丁
这是刚刚发生的一个基督徒受逼迫的案例。
十天前，也就是三月初，中国甘肃十来位基督徒趁着第一轮开春的阳光、在一个农家乐聚会。国家安全局和国保大队不知嗅到了什么诱人的血腥信号，率领百来号人像鲨鱼一般扑到这个农家乐，将在此享受刚刚解冻的冬天的十来位基督徒团团围住。他们本以为可以抓到一位大叉、或外籍人士，结果却发现只是普通的本地的十几位基督徒在聚会。捕人者把十几个人都审问了个遍，用尽了手段，包括诱供、恐吓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价值。最后落得追捕者犯难了。动用了这么多警力，结果如此，如何向上级交代呢？要冲散十来人的聚会，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就可以做到。要批准百号警员的行动，事先总得有个理由吧。
公安系统的国保大队对国家安全局的插手也非常不满。果真有什么大叉或海外势力的话，这就是国保失职了，他们当然不想让国安的人在场知道。如果没有海外势力，国安的人到场就纯属多此一举，只会给国保的警员徒添压力。两号人对如何处置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就犯难了。
国安试图将这些人往“煽颠”上靠、要批捕，最终可以做成一个判三年的案子。但审讯的国保却觉得太过牵强，根本就没有证据，只能是“扰乱社会治安”罪、或者“非法宗教活动”，最多关他们一年。但被抓的基督徒都是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受过法治教育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
这些基督徒指出：“扰乱社会治安”必须有几个基本的因素，一是扰民了，比如一些人在看电影，你在电影院唱赞美诗，那可以说是扰民。二是要有受害者。三是有人的财物受损。但是对照法律，这些平静的基督徒没有一条够得着。他们又指出，就在同一农家乐，有三十几个老人也在享受春光，他们大声唱红歌，他们觉得这些大声唱红歌的老人倒是打搅了他们休息。为什么一群老人可以享受农家乐，他们几个基督徒不能呢？这不是无神论者对基督徒的霸凌吗？
如果说是“非法宗教活动”，那得有组织的聚会，至少得几十人。而他们就十来人，谈不上宗教活动。占主导作用的国保最后将两位组织者“行政拘留”，一个15天、一个10天。那个判15天的弟兄，明天出来。
现在这两个基督徒在找律师，要进行行政复议。而进行行政复议是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就是被拘留的公民向法院起诉，控告国保关错了人，制造了一个冤案。
大家知道，法院绝无可能判国保错，但一旦公民提出行政复议，那么国家也会要搭进许多的时间与金钱。更为令人难堪的是，这样的事就会自然而然地面向大众，大家心里有张明镜：国保拿着纳税人的钱欺负普通老百姓。两位起诉者要达到的目的是，老百姓应该要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我们以2024年常昊案为例，来说明公安抓基督徒是件得不偿失的事。
2024年10月，云南镇雄公安拘留了常昊传道12天。常昊一出来，就将镇雄公安告上法庭，要求行政复议。每次开庭，牵涉到的国家人力很多，有出庭的公安、要审理的法官、维持法庭秩序的法警，等等，至少十几号人。加上不断的报道在网络平台跟进此案。一时间，常昊和镇雄公安成为新闻焦点。毫无疑问，常昊成为一位弱势抵抗强权的正面英雄，而镇雄公安的形象就是一群地痞流氓的嘴脸。
第二次庭审是在昭通，镇雄的公安为了事息宁人，还要派车送常昊去昭通，又给他定酒店房间，又把没收教会的投影仪等如数归还。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他撤诉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镇雄公安是灰头灰面。
与常昊被抓的还有湖南长沙的曹三强牧师。幸好及时赶去的长沙警方识大体，劝说了镇雄警方放人。否则的话，行政拘留后，一旦曹三强获得释放，他将驻扎在镇雄，向法院要求进行行政复议，那时长沙警方至少得派出三个警力到镇雄来看着曹三强来维稳，镇雄公安也得派出同样的人数来维稳。整个过程将持续一年。中国警察往往就是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耗费着大量的警力。
俗话说得好，放过对方就是放过了自己。在几位基督徒享受大自然，给农家乐增加收入时，究竟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？头脑稍微正常的人都看得出，真正“扰乱社会治安“的正是这些国保和国安。这些执法机构让两个基督徒在拘留所挠挠痒，看国安和公安的笑话，而国安和国安在两位出来后，马上要面临行政复议的起诉。这样又要把这个部门架在火炉上烤，至少半年一年吧。公安将失去的不仅是几个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公安正在一步一步失去人心。
在背后策划这样教案的人真是要多蠢就有多蠢，一举一动都是在自伤自残。
国家领导人说，宗教无小事。也就是说，每个教案都是大事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呢？到最后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就国泰民安了吗？你执政者不图国泰民安，还图什么呢？
2026年3月19日
诸一丁为家庭教会牧师
诸一丁
这是刚刚发生的一个基督徒受逼迫的案例。
十天前，也就是三月初，中国甘肃十来位基督徒趁着第一轮开春的阳光、在一个农家乐聚会。国家安全局和国保大队不知嗅到了什么诱人的血腥信号，率领百来号人像鲨鱼一般扑到这个农家乐，将在此享受刚刚解冻的冬天的十来位基督徒团团围住。他们本以为可以抓到一位大叉、或外籍人士，结果却发现只是普通的本地的十几位基督徒在聚会。捕人者把十几个人都审问了个遍，用尽了手段，包括诱供、恐吓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价值。最后落得追捕者犯难了。动用了这么多警力，结果如此，如何向上级交代呢？要冲散十来人的聚会，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就可以做到。要批准百号警员的行动，事先总得有个理由吧。
公安系统的国保大队对国家安全局的插手也非常不满。果真有什么大叉或海外势力的话，这就是国保失职了，他们当然不想让国安的人在场知道。如果没有海外势力，国安的人到场就纯属多此一举，只会给国保的警员徒添压力。两号人对如何处置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就犯难了。
国安试图将这些人往“煽颠”上靠、要批捕，最终可以做成一个判三年的案子。但审讯的国保却觉得太过牵强，根本就没有证据，只能是“扰乱社会治安”罪、或者“非法宗教活动”，最多关他们一年。但被抓的基督徒都是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受过法治教育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
这些基督徒指出：“扰乱社会治安”必须有几个基本的因素，一是扰民了，比如一些人在看电影，你在电影院唱赞美诗，那可以说是扰民。二是要有受害者。三是有人的财物受损。但是对照法律，这些平静的基督徒没有一条够得着。他们又指出，就在同一农家乐，有三十几个老人也在享受春光，他们大声唱红歌，他们觉得这些大声唱红歌的老人倒是打搅了他们休息。为什么一群老人可以享受农家乐，他们几个基督徒不能呢？这不是无神论者对基督徒的霸凌吗？
如果说是“非法宗教活动”，那得有组织的聚会，至少得几十人。而他们就十来人，谈不上宗教活动。占主导作用的国保最后将两位组织者“行政拘留”，一个15天、一个10天。那个判15天的弟兄，明天出来。
现在这两个基督徒在找律师，要进行行政复议。而进行行政复议是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就是被拘留的公民向法院起诉，控告国保关错了人，制造了一个冤案。
大家知道，法院绝无可能判国保错，但一旦公民提出行政复议，那么国家也会要搭进许多的时间与金钱。更为令人难堪的是，这样的事就会自然而然地面向大众，大家心里有张明镜：国保拿着纳税人的钱欺负普通老百姓。两位起诉者要达到的目的是，老百姓应该要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我们以2024年常昊案为例，来说明公安抓基督徒是件得不偿失的事。
2024年10月，云南镇雄公安拘留了常昊传道12天。常昊一出来，就将镇雄公安告上法庭，要求行政复议。每次开庭，牵涉到的国家人力很多，有出庭的公安、要审理的法官、维持法庭秩序的法警，等等，至少十几号人。加上不断的报道在网络平台跟进此案。一时间，常昊和镇雄公安成为新闻焦点。毫无疑问，常昊成为一位弱势抵抗强权的正面英雄，而镇雄公安的形象就是一群地痞流氓的嘴脸。
第二次庭审是在昭通，镇雄的公安为了事息宁人，还要派车送常昊去昭通，又给他定酒店房间，又把没收教会的投影仪等如数归还。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他撤诉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镇雄公安是灰头灰面。
与常昊被抓的还有湖南长沙的曹三强牧师。幸好及时赶去的长沙警方识大体，劝说了镇雄警方放人。否则的话，行政拘留后，一旦曹三强获得释放，他将驻扎在镇雄，向法院要求进行行政复议，那时长沙警方至少得派出三个警力到镇雄来看着曹三强来维稳，镇雄公安也得派出同样的人数来维稳。整个过程将持续一年。中国警察往往就是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耗费着大量的警力。
俗话说得好，放过对方就是放过了自己。在几位基督徒享受大自然，给农家乐增加收入时，究竟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？头脑稍微正常的人都看得出，真正“扰乱社会治安“的正是这些国保和国安。这些执法机构让两个基督徒在拘留所挠挠痒，看国安和公安的笑话，而国安和国安在两位出来后，马上要面临行政复议的起诉。这样又要把这个部门架在火炉上烤，至少半年一年吧。公安将失去的不仅是几个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公安正在一步一步失去人心。
在背后策划这样教案的人真是要多蠢就有多蠢，一举一动都是在自伤自残。
国家领导人说，宗教无小事。也就是说，每个教案都是大事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呢？到最后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就国泰民安了吗？你执政者不图国泰民安，还图什么呢？
2026年3月19日
诸一丁为家庭教会牧师
